受访专家：
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生殖中心首席专家 卢伟英
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 靳永爱
(资料图片)
本报记者 卞磊
近些年，“高龄产妇”相关话题频频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。在社交媒体上，“女性30多岁生育算高龄产妇吗”“高龄产妇称遵医嘱请假被解雇”等热搜词条，似乎道尽了关于晚育的焦虑担忧，以及高龄产妇遭遇的职业困惑……当下，我国生育配套支持措施尚不完善，一系列政策落地还需要全社会的支持，究竟应该如何保障高龄产妇安全与权益福利呢？
生育高峰年龄逐年延后
今年42岁的王女士，已经是3个孩子的母亲。但在今年6月上旬，她还是来到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生殖中心看诊，期望能生第四胎。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、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生殖中心首席专家卢伟英直言：“我的意见是劝退，因为她都有3个孩子了，又何必四十多岁再拼第四胎。”当时，卢伟英费了很多口舌，向王女士科普高龄生育过程中母子两代人可能面临的健康风险。最终，王女士才坦言，想生第四胎是因为“前3胎生的都是闺女”。
成为妇产科和生殖医学科医生30多年，卢伟英明显感觉到，近些年，高龄孕产妇的数量显著增多，而这在统计数据中也得到了印证。2010年，我国高龄产妇比例低于10%，但在2021年，这一数据已上升至17.6%。对于这一现象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靳永爱也有同感：“基于以往研究和经验，我国生育变迁的整体特点可概括为新生儿数量减少、女性生育时间推迟、总和生育率（即平均每对夫妇生育子女数）下降。”她还提供了一组数据：1990年，我国生育高峰年龄约23岁；到2000年，生育高峰年龄略推至24岁，且生育水平显著降低；2010年，在上述趋势加强的同时，28岁年龄段出现了生育水平“小高峰”；到2020年，生育高峰年龄延至27~28岁。靳永爱称：“从这个发展趋势来看，未来35~39岁女性生育的占比将会越来越高。”
“当前，原本应是‘生育主力’的青年，要么因晚婚而‘被迫’晚育，要么就是在育龄阶段不愿生。”卢伟英对记者说，如今年轻人受教育年限较长，最佳生育年龄时大多在攻读学位或拼事业，晚婚渐成趋势。去年6月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，中国人平均初婚年龄为28.67岁，在近十年间推后了约4岁。2022年，福建省无论是结婚登记平均年龄还是初婚平均年龄，都已超过30岁；河南省三门峡市男性初婚登记平均年龄为32.5岁，安阳市女性初婚登记平均年龄为30.6岁。一系列晚婚的现实数据，让“生育年龄推迟”照进现实。
相比“被迫”晚育，年轻群体“不想生”背后的原因则复杂得多。靳永爱分析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，社会经济在生育方面的主导作用愈加凸显。美国圣地亚哥大学教授约翰·魏斯曾在其人口学著作中称，促成生育变迁的社会变迁，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变迁，而经济增长带来了与生育“相竞争”的事物。也就是说，不少人认为在某个人生阶段，有其他事情比生育更值得投入时间和金钱。早在20世纪30年代，一位英国学者就对此做出了更直白的比喻：“现有的经济体系里有两种向上爬的方式——个人能力和少生孩子。”靳永爱总结道，其实人们真正不想生的原因，还是在于婚嫁、生育、养育、教育等高成本的阻碍因素。
除了社会经济发展因素外，“观念变了”也是生育变迁的重要因素。靳永爱表示，这是全球都在发生第二次人口转变的主要原因。目前，有较高受教育水平的年轻人更多了，当他们逐渐摆脱传统观念，以更广阔的视野看世界，自然会重新评估孩子的价值，以及女性在社会中的角色。同时，随着人们社会流动能力增强，不少人踏上了全新的生活之路，迫使生育“让路”。“比如年轻群体更追求个体自由，随着那些自我意识更强、观念更多元的‘95后’‘00后’进入育龄，生育意愿可能还会降低。”
两位专家都发现，目前来看，生育意愿最强的还是年纪较大的群体，这其中除了部分家庭受“执着要男孩”等传统观念影响，还与近十多年来我国生育政策变化分不开。20世纪90年代以来，从全国多省陆续实行“双独二孩”政策，到2013年的“单独二孩”，再到2016年实施“全面二孩”、2021年放开“三孩”，“让不让生”不再是问题。数据显示，“全面二孩”政策放开效应最为明显的是2017年，二孩数量上升至883万人，比2016年增加了162万人，二孩占全部出生人口的比重达到51.2%。靳永爱分析，这种现象在相当程度上是源于“70后”“85前”群体的“抢生”。
过了35岁，生育风险高不少
在记者采访的当天上午，有多位40岁以上女性来到卢伟英所在的生殖中心看诊。“要知道，就生育而言，35岁是一个分水岭。从这时起，女性卵巢功能及身体机能等诸多方面都会下降。”卢伟英说。《柳叶刀》2021年刊登的一项研究表明，女性的理想生育年龄是22~28岁，至少不超过35岁。还有研究提出，男性的最佳生育年龄为28~34岁。
卢伟英解释，女性随着年龄增加，除了卵巢功能下降带来的问题，还伴随着生殖系统疾病、肿瘤，以及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心血管疾病等慢病风险增加。相应的，她们可能会面临不孕、流产、早产、出生缺陷及妊娠并发症等诸多问题。“另外，由于之前的生育政策，许多生过孩子的女性没想到有生育二胎、三胎的机会，在生一胎时选择了剖宫产。当政策放开可以再生育时，她们一方面怀孕几率会下降，另一方面还需警惕瘢痕妊娠及子宫破裂风险。”卢伟英提醒。
除了高龄产妇自身面临风险，胎儿的健康也会受到威胁。许多高龄甚至超高龄孕妇虽然能够幸运到达中期妊娠，比如妊娠12周后B超NT过关，但仍有可能在无创产前筛查或羊水检查时发现胎儿染色体异常风险。高龄妊娠的胎儿发生先天缺陷的风险明显升高。既往多项研究显示，青春期发育提前、儿童孤独症、双向情感障碍等，均与父母高龄生育有关。其中，2021年，《现代预防医学》发文指出，35~39岁产妇出现早产的风险比20~24岁上升1.6倍、低体重儿风险增至1.47倍；同年，《天津医科大学学报》刊登的文章显示，父母生育年龄大于30岁的孩子，在儿童时期比同龄人更瘦小。
从更宏观的社会层面来看，高龄产妇增多的蝴蝶效应正在产生。国内有学者提出，若晚育趋势持续，将给各级产科或专科医院等带来冲击。卢伟英补充说，若越来越多的初产妇生育时间推迟，人口数量及结构也将发生改变。当然，高龄产妇增多带来的并不都是负面效应。靳永爱对记者说，事实上，年纪较大的夫妻在生育、养育孩子等方面的资源比较充分，对孩子成长发展也较为有利。
给每对夫妻一份生育计划意见书
眼下，随着初婚年龄不断攀高，在新生育政策和婚育行为的影响下，高龄生育已成为我国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。对此，我国实施了母婴安全五项制度，为保障母婴安全打出了一套“组合拳”。“三孩”政策实施后，我国还推出了母婴安全行动提升计划、健康儿童行动提升计划和母乳喂养促进行动计划，形成“两提升、一促进”的政策措施。与此同时，多地加快建立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，在生育、养育、教育等方面拿出“真金白银”激励生育。专家建议，在加强生育配套支持措施的同时，需将生殖健康科普宣传关口提前，让高龄孕妇了解可能发生的特殊情况和注意事项，保障生育安全。
目前，我国出生人口负增长，总和生育率处于世界倒数水平。“有了一孩才有二孩、三孩。”卢伟英表示，相关政策在鼓励二孩、三孩的同时，也要科学合理地将利好政策辐射到一孩，为青年婚育排忧解难，提高一孩生育率，进而增加出生人口数量。靳永爱称，相关政府部门应及时制定保障高龄产妇健康和安全的针对性政策，加强生育检查项目的医疗经费保障。
同时，应积极引导青年人群的婚恋观、家庭观，营造适龄婚育和生育友好的社会文化氛围。比如，通过多维度、及早的生殖健康科普宣传，鼓励和倡导人们适龄生育，尽可能在35岁前完成自己人生所有的生育计划。卢伟英表示，提高婚检率是从源头上降低出生缺陷的最好举措之一。建议搭建结婚登记、婚检和生育力评估的一站式服务平台，每一对夫妻结婚登记时，除收到一份婚检报告，还附有一份生育计划意见书，避免错过生育最佳时期。生殖健康科普工作要从娃娃开始，根据不同年龄段孩子的特征，有的放矢地科普，让孩子从小珍爱生命、树立正确的婚恋观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种科普的度非常重要，因此系统培训是必要的，无论是医学专家、老师还是家长，都要接受系统培训和辅导。
高龄孕产妇应重视孕前、产前定期检查。卢伟英对记者说，孕前咨询很重要，可以把可能存在的风险及时排除。尤其是既往有不良孕产史及家族遗传病史的，通过遗传咨询决策妊娠方式，可以最大可能减少母胎异常的风险。在怀孕后，高龄孕妇更需要积极产检，定期接受孕期检查、指导及干预，保障母婴安全。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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